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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吴董所著《陌生的老路》连载之十一  
发布时间 2021-01-12

 

吴董所著《陌生的老路》连载之十一

2021年1 月 12日    第39 — 42页

 

 

第二章    去产能化的需要

 

不必讳言,中国政府所说的“走出去”,既有风光靓丽的一面,也有甩包袱的一面。甩包袱就是消化产能过剩。产能过剩指社会总生产超过社会总需求,导致供求关系失衡,出现经济危机信号。市场经济靠市场生存,如果市场体量不足以承载产能压力,就只有消化现有产能,通过“一带一路”扩大周边市场体量,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之一。或者说,中国企业“走出去”,既是“被迫之举”,也是顺应时事。

 

1、科尔奈反思:为什么总是产能过剩

 

过去中国习惯用出口换外汇。上世纪70年代后,发达国家筑起贸易保护壁垒。中国的对应招数是直接投资,根据关贸总协定国民待遇原则,外国企业可在投资接受国直接从事生产、销售活动,不受海关限制。国际直接投资还可实现间接避开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目的。如上海针织有限企业在毛里求斯设厂生产,该国不受欧共体进口配额的限制,故产品可全部销往欧洲。1976年,中国在港澳和东南亚等地有少量直接投资。但有计划在海外直接投资,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的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,改革开放起步,不仅政府官员,就是百姓心里也发热发烫,想抡圆胳膊干一场。但从计划经济跳入市场经济有个过程,人们常说在游泳中学习游泳,以为在游泳池呛几口水,就能在大江大洋扑腾了。那时,从高层决策者到经济学界学者,常识背景都不够。

上世纪50年代,在社会主义阵营中,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,一批东欧国家是中国的小兄弟,这个阵营搞的都是计划经济。后来觉得有问题,东欧国家率先发难,60年代闹布拉格事件,轰轰烈烈,最终没戏。后来东欧国家步子趟大了,在原有计划经济框架加入点市场机制,但也没有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基础。1985年,中国人觉得仅学习东欧的改革经验不够,也要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。

1982年,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对计划经济伤筋动骨,提出以“计划经济为主体,市场调节为补充”。1984年10月,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》,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。在当时条件下,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的传统观点,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作了铺垫。其实,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,但那时官方有些羞涩,正式文件中没用“市场经济”这个词。尽管如此,这是正确而艰难的转折,从这时起,经济轨道就逐步转到市场经济上了。

产能过剩是上世纪80年代,甚至更早以前中国经济典型特征。20世纪80年代,中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,典型的话是“一抓就死,一放就乱”。所谓“乱”,就是全国各地一哄而上,重复建设。那时很多人以为白色家电的产能过剩是市场问题,可在上世纪80年代,企业连承包制都没有实行,国家轻工业部只审批了5家冰箱厂商,而1985年扩充到42家。要知道,同年中国才开始实行城市企业改革。

1985年9月2日清晨,“巴山”号游轮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,前往武汉。这艘船刚下水,额定载客80人,以2人标准间为主,配套有会议、休闲功能,相当于SAMSUNG级宾馆。历时6天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在船上召开,后来,把这次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。

巴山轮会议召开的背景是,1984年第四季度,中国发生银行信贷失控,投资猛增,消费增长过快,物价上涨幅度达10%。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?应该采取什么对策?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,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关键点,何去何从,面临抉择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政府重视引进外国智力。从1949年至1960年,中国从苏联聘请3万余名专家。后随着中苏关系恶化,以及“文革”爆发,中国聘请外国专家的工作陷入低谷。直到改革开放后,这一情况才得到改变。1983年7月8日,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到,要利用外国智力,请一些外国人参加到中国的重点建设及其他方面的建设中。随后国务院于当年颁布《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》,中国政府聘请“洋顾问”工作重新启动。

中国领衔者为81岁的前国家计委副主任薛暮桥,经济学圈内,许多人想方设法上船听会,因为请来的外宾非同小可,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、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皇?托宾,那句“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”的讲述者。还有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来克?凯思克劳斯。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?布鲁斯,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?埃明格尔,南斯拉夫经济改革实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?巴伊特,日本兴业银行董事小林实等。

有一位与会外宾是匈牙利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科尔奈?亚诺,他曾经担任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副主席,著有《经济管理中的过度集中》(1957)、《反均衡论》(1971)、《短缺经济学》(1980)、《增长、短缺和效率》(1982)等。论名头,没有前面说的的那几位大,而在东欧剧变之前,他参与共产党政府的体制改革,绞尽脑汁企图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,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毛病看的比较清楚。

中国政府和经济界最早从学术的角度关注到产能过剩问题,是在科尔奈的《短缺经济学》一书中。针对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弊病,科尔奈创造了投资饥渴症、扩张冲动、父爱主义、软预算约束等学术名词。由于科尔奈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较深刻的见解,巴山轮会议邀请他来演讲,要知道,此次会议连中央最高领导都派秘书前来听会。

巴山轮会议会期不长,给中国经济发展间接提出治理方向,中国人初次知道什么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,什么是眼前该做的事。巴山轮会议后,中国政府和经济学家密切观察着经济运行,看得越来越明白,投资饥渴、扩张冲动,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有,不是市场经济的特征,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会加剧这个现象。但是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,其特有的经济制度加剧了产能过剩。

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产业链中,普遍偏重工业,有严重的金融抑制政策。社会主义国家想短期内超越发达国家,以为自己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是产业结构,因此想提高重工业的比重,而重工业需求投资,于是在银行普遍国有的情况下人为的压低存贷款利率。同时,社会主义国家的银行结构一般以大银行为主,这样的银行业结构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,有利于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融资。投资门槛低,使得发展中国家容易出现潮涌现象,此时社会主义国家的贷款成本低,银行业产业结构又不合理,这样国有企业投资成本自然就低,加剧了潮涌现象。

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。所谓预算软约束,就是私人企业投资失败了,投资者会破产,而国有企业投资失败了,有国家兜底,所以国企投资往往会不计成本。

以上两条是造成社会主义国家产能过剩更加严重两条普遍原因,科尔奈率先总结出这些现象。尽管他把丑话说在头里了,但在中国,事情有些麻烦,由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以及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,地方政府补贴新兴产业,同时采用地方保护主义,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问题。

在东欧剧变前,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属于消费结构快速变化的发展中国家,而在发展中国家中,特别容易出现产业潮涌现象,所以产能过剩现象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显得特别突出。

预算软约束是科尔奈在《短缺经济学》中提出的概念,指政府支配财政资源的行为缺少硬性制约,不仅适用于政企关系,也适用于政府与纳税公民间的博弈关系。公共财政领域内的预算软约束,意味着身为出资人的公众无法有效控制财政资源的流向和用途,而身为代理人的政府实际上垄断着支配财政资源的自由裁量权。在预算软约束的情况下,如何花纳税人的钱,几乎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的个人偏好。

政府官员中,追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“理性经济人”为数不少,面对公共财政资源,将公共财政变为“吃饭财政”。在许多地区,不管财政状况如何窘迫,政府官员的工资和各类行政开支总占财政支出的大头。维持相对体面的生存水平后,会将公共财政变成“政绩财政”,即打造政绩工程,获取官职升迁机会。官员的自利倾向使得“吃饭财政”和“政绩财政”占财政资源的大部分,剩下的残羹冷炙才被用于改善民生,也就是教育、卫生、治安等公共服务领域。公共财政的本质是民生财政,投资于公共服务应当是主要流向,但只要预算软约束存在,就不可避免地蜕变为“吃饭财政”,“民生财政”反而被边缘化。

在发展中国家,随着居民收入增长,大众消费支出会发生结构变化,比如纺织、家电、煤炭、钢铁、房地产,不同于发达国家国家厂商创新,制造新的产业创造消费。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容易辨别哪些行业赚钱,厂商投资的行业没有创新门槛,大家短期内都可以通过简单投资生产线,就可以轻易扎堆进入新行业,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潮涌现象。

潮涌现象是厂商短期内瞬间进入同一行业投资。90年代初,很多地方扎堆投资纺织、家电、化肥行业。到90年代末,这些行业纷纷倒闭。甚至没有企业,仅仅政府,也会一窝蜂投资某一行业,比如90年代、2000左右各地政府建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。

潮涌现象指过度的剩余生产能力引起的投资过热、国际收支不平衡等突出问题。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表示:“在中国,政府应明确政策信号,稳定货币,控制升值的幅度。而釜底抽薪之策还是防范投资潮涌现象,避免不断涌现过度的剩余生产能力。”

宏观经济理论分新古典和凯恩斯两个主要流派。前者强调市场作用,认为灵活的价格调整使信贷、投资、消费、储蓄自动平衡。后者则认为经济严重失衡时,应强调财政政策作用,以积极的赤字财政直接创造投资和消费,这样才能启动市场,消化过剩产能,增加就业。

新古典和凯恩斯理论在发达市场经济中提出,对发达国家政府宏观治理有引导意义,但是对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,则有明显局限性。在发达国家,政府除了维持物价稳定及经济、金融市场有效运行,不应制定产业政策,不应干预企业投资。而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的特点,决定了会不断出现投资潮涌现象,并导致经济频繁波动,也决定了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。

发达国家的产业位于世界产业链的最前沿,下一个热得烫手的新产业会是什么,企业并没有共识,政府也不比企业拥有更多的信息,产业升级只能靠各企业凭自己的判断,自己做投资决策。其中只有少数投资会成功,整个经济的产业升级就靠这些少数成功的企业来拉动。

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处在世界产业链的内部,产业升级中,企业对哪个产业有前景,有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参考,英雄所见略同,同时投向相同的产业,于是投资潮涌会像波浪一样,一波接一波出现。每一波开始时,企业有很高的投资回报预期,金融机构也认为是好项目而竞相支撑。此时,靠提高几个百分点的市场利率不足以打消企业的投资冲动,也难以抑制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撑热情。然而,等到企业投资完成,不可避免地出现严重产能过剩,导致企业普遍开工不足、市场价格下跌、大量企业亏损破产、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。

如果政府遵循新古典理论,不引导企业投资,完全依靠市场利率升降来调节投资,国民经济很可能出现一个产业接着一个产业的投资过热和产能过剩,进而出现频繁的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危机、经济危机。

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规划对中国严重的产能过剩负有直接责任。伴随着每个五年计划的颁布,都会有一批重要支柱性产业的规划出台。2009年4万亿刺激政策确定后,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推出,表明中央政府明确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在某几个特定的领域,进行大量投资。

 

 

 

 

吴董所著《陌生的老路》连载之十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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