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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连载(七十三):董事冯总所著《襁褓里的中国》  
发布时间 2020-07-28

 

连载(七十三):董事冯总所著《襁褓里的中国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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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.《山海经》:为什么用帝喾取代帝俊

 

就文明发展逻辑而言,中国必定有过独立而完整的神话传说体系。

汉族先民不乏总结能力,完全可以相信,在老早老早以前,在中国这块土地上,传说断然不会少,而且初始面目是细腻而生动的。不幸的是,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,后来加入了大量神话内容。

神话传说这种提法,可以分两层意思,既是神话,也是传说。或者说,原本仅是传说,但是,在远古那会儿,有很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,后世子孙只得用想象填补前人留下的空白。而想象出来的东西难免玄乎其玄,既然玄乎其玄,就只能是神话了。

说不清道不明的究竟是什么?只能是对自然的揣测,这种揣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,那就是天地万物的来由。人们用想象填补着空白,加入很多神话成色。神话与传说相互混杂,形成了神话传说。

仰韶人既然生活在天地之间,就必然探究世界起源。想起来有些可怜,上古那会儿探究世界起源,哪里有手段呀,只能绞尽脑汁琢磨。

他们的第一步只能是构想,而且也只能是构想。这点今天容易理解,就像盖房子前先要设计。在初民那里,起源尚未搞明白的世界,只能以神话形式存在;或者说神话思维是思维发展的必经阶段,随着思维发展而消失在哲学和历史之中。初民先追询宇宙是如何起源的,这是初民不可能搞明白的问题,接着他们想象出创世神,再把这个创世神想象为自己祖先。伏羲形象的产生,即是这样一个将神话传说哲学化、观念化,又将这一传说和观念历史化的过程。

从全球范围来看,比较完整的神化体系有希腊罗马神话、印度神话、北欧神话、埃及神话、玛雅神话、犹太教—基督教神话、伊斯兰教神话、波斯神话等等。观览全球早期神话,无论苏美尔/阿卡德神话、埃及神话、印伊神话、希腊/罗马神话,都有显著的体系性,具备完善的神谱,神祇的神格与造型清晰可辨,主神与次神之间层级分明,事迹保持完整的戏剧性结构,并跟历史叙事迥然有异。更为重要的是,几乎所有神话都有初始原典作实体证据,而不只是后世的文献追述。

与西方风行一时的玩意儿相比,树大根深的汉民族才真正会讲故事。想想看,《西游记》中把唐玄奘取经故事写得多生动。书是明代作品,距今几百年。由此上溯,汉族上古神话原本是清晰而灵动的,但后人听到的却是那么枯燥无味,而且干巴巴的。为什么会成了这样?

睿智学者的答案是:这是一场双向精神运动的产物:一方面春秋战国诸侯消灭古籍、秦始皇焚书坑儒和项羽火烧咸阳,凶险事变导致上古神话逐级瓦解,形成洗劫一空的作案现场;而另一方面,战国和两汉的文人孜孜不倦地寻找那些残留的碎片,挪用、捡拾、拼贴、填充、重释和新撰,勾勒出朱大可所说的“第二代神话”的模糊轮廓。

学者们注意到了中外神话间存在的巨大差异,于是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:谁制造了汉人神话的浩劫?史学家将先秦学问毁损归咎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,后来又算上项羽焚烧咸阳的那笔旧账。这些罪行可以说明汉儒重编经书的动机,却无法消除另一个谜团,那就是:为什么早在暴秦之前的战国时代,尚未经过秦帝国的烈焰洗礼,上古中国的宗教神话、历史事件、典章制度等文字记录,就已提前灰飞烟灭,仅剩下一些暧昧不清的口头传说,镶嵌于诸子的言语缝隙之中?

早期中国神话的破碎源之于春秋战国,而非后世儒生指认的什么秦始皇那会儿。《孟子》中记录了战国时卫国太宰北宫锜跟孟子的对话。北宫锜求教周朝爵禄如何排列的问题,孟子答道:我也不知详情,因为各国诸侯讨厌这些旧典,认为会妨碍自己的作为,把它们全都毁了。正是这番出人意料的对白,揭出了翦灭上古学问的罪魁祸首。

顾颉刚在《汉代学术史略》中揭露了一种现象,那就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四分五裂的贵族阶层为扩张权力、疆土、人口和财帛,推行各种“革命”举措,却苦于孔子之类的守旧派人士反对,因而焚毁上古传下来的重要典章,以免被拿来当作反对改革“新政”的武器。在焚毁的文献,除了孟子提及的周王室的爵禄制度外,还应包括整个诸夏、商、周三代的仪典、法规、神话、诗歌和历史。

焚毁典籍的恶劣传统并非只有孟子的孤证。《韩非子》宣称,商鞅曾建议秦孝公“燔诗书而明法令”,而韩非子本人对这种焚书之举大加赞叹,声言“明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教”,意思是明智国王统治的国家,只要以苛法为基准,须清除掉所有的历史文献。先秦时代的这种焚书原则,显然已被各国统治者所普遍运用,成为消除意识形态异端、架设专制权力的基本策略。韩非子的教诲,更是直接被李斯等人奉为圭臬,为嬴政的焚书坑儒提供学理依据。

朱大可说:跟历史上众多学问毁灭运动相比,这场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征:集体作案,策划者和参与者都难以指认,以致后人无法进行学问追究,这种结果为后世的反学问运动提供了仿效样板;高度低调和隐秘,几乎不被言说,以致在顾颉刚之前,无人意识到它的发生,更由于秦始皇焚书和项羽火烧咸阳成为视觉焦点,这场犯罪运动遭到进一步遮蔽。它从历史中隐身,如同所要消灭的事物。毫无疑问,这是学问毁灭运动企图抹除学问记忆,却导致战国民众跟宗教与历史的断裂,并为民族国家的自我认知,制造了难以逾越的屏障。

这场“学问革命”具有罕见的彻底性,以致后世无法借助遗址发掘召回那些典籍。近百年以来的文献考古发现,如少量简牍和帛书之类,多为战国中晚期遗存,而鲜有西周及春秋之物,即便是大规模建设引发的文物出土狂潮,也未能提供任何新的革命性发现。

既然第一代中国神话早已死亡,那么世人面对的是怎样的货色?毫无疑问,是在战国和秦汉时代重新打造的替代品,混合着早期传说、异域神话和民间想象的碎片。在宗教典籍遭湮灭后,新一代只能面对庞大的精神废墟,从民间找寻新资源,并以挪用、借鉴和移植外部神话方式,藉此完成精神救赎。经过几代文人的拼图游戏,可怜的碎片终于成为上古意识形态的脆弱徽记。

汉儒们热衷血缘世系叙事,曾掀起篡经运动,导致上古神话再度受伤,双向运动虽然有过两个相反向度,最终结局只有一个,那就是加速中国神话的湮灭进程。不管怎么说,在今天看来,“第二代神话”尽管支离破碎,却仍然充溢着明快的童年气息,仍不失为学问瑰宝。重要的是,“第二代神话”和“第一代神话”一样,沿用了相同的神名音素标记。这种识别标记维系了两代神话的有限连续性。与此同时,在一个民族觉醒的年代,新神话所提供的素材足以支撑中国人的价值信念,以重构民族血缘叙事的基本母题。鉴于上古宗教体系的瓦解和缺席,第二代神话只能长期保持碎片化的容貌,难以形成神话的内在叙事结构。

诚如朱大可所说,上古神话有着截然不同的父本,据此呈现出驳杂、破碎、重迭、自相矛盾、风格多样的面貌,始终未得到有效梳理。《山海经》似乎是唯一的例外。它采用折扇式的空间叙事,将碎片重新拼绘,然后不断地折迭与打开,形成奇怪的语词褶皱,将空间改造成彼此迭加的褶皱,犹如一把被仔细收起的折扇。然而,《山海经》的折扇叙事只是蓄意制造的错觉而已,它制造了褶皱假像,仿佛地理空间被压缩了,最终可以在填字游戏中重展壮丽的世界地图,实际上却是永久的褶皱,根本无法被展开。因为它不是完整的扇面,而只是经过悉心粘合的地理碎片而已。褶皱化拼图是失去神话的痛苦征兆。碎片制造了“谜语效应”,语焉不详的零碎字词在跟历史叙事混杂后,语义及指向变得更加模糊。在战国和两汉的原野上,到处飞扬着从神话树上飘落的枯叶,仿佛是来历不明的生物遗骸。

《山海经》是先秦古籍,传世版18卷,其中包括《山经》5篇、《海外经》4篇、《海内经》4篇、《大荒经》5篇,字数32650字,与如今一部中篇小说差不多。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的地理常识,包括山川、道里、民族、物产、药物、祭祀、巫医。保存了包括夸父追日、女娲补天、精卫填海、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。《山海经》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,是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地理书。

《山海经》的原创编辑、成书经过、面世年代等等,历来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,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:

一种观点认为,《山海经》的原创时代,最早可推至大禹之世,即大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,也就是中国社会正处于原始部落联盟解体,奴隶制社会兴起的时代。持这种观点的论者,虽然在某些细节方面亦有不同论例,但较为统一的观点是,《山海经》的原创为古图,产生于大禹之世。先有图后有文,文为图的讲解和补充。因此第一编辑当属《山海经》的原始图编辑。可惜的是,在长期辗转流传过程中,不见原图创编辑的姓名,图亦已亡佚不存。

另一种观点认为:《山海经》的母本的创作与面世年代当在战国与秦汉之际。当代史学家吕子方称:“屈原宗庙里壁画故事的脚本就是《山海经》,而且主要是《大荒经》,这不仅因为《天问》的内容多取材自《山海经》,更重要的是,他看了描《山海经》的壁画故事才写出了这篇著名的作品来。”这里不仅阐明了《山海经》图所记述的故事与战国时期楚国先王庙壁画上的故事有关,将他们视为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作品;还提出屈原《天问》的创作灵感来自于《山海经》故事的激发。《山海经》原图有一部分为大幅图画或雕刻,与创始于西汉、盛行于东汉的汉画像石类似,至于经文,则是专为这些古图而作的叙述与补充之文。

在上述的两种说法中,似乎第一种说法更站得住脚,符合事情本来面目。缘由是《山海经》行文的那种庞杂,那种漫无头绪,那种天真漫烂,那种童稚式的好奇,就像小孩儿听大人说故事,大人说啥信啥。

上古没有文字,传播故事只能用图记录,由此形成《山海经》的母本,也就是图画本。至于文字产生后以至文字运用相对成熟后,人们才能把口口相传的图画本用文字表现出来,那已是春秋之后的事了。

《山海经》编撰成书,大概先有《山经》,后有《海经》,《山海经》合称,起于西汉之前。《山海经》是由图发展而来的,毕沅说:“禹铸鼎象物,其文有国名,有山川,有神灵奇怪之所寄,是鼎所图也,鼎亡于秦,故其先时人犹能说其图,以着于册。”如《山海经》据图所作,则“鼎亡于秦”则不可能成书于战国后。禹铸九鼎之说见于《左传》鲁宣公三年的楚子问鼎,所以有人附会《山海经》为禹、益所作。

郭璞有《山海经图赞》,认为《山海经》是《山海图》的文字讲解。《海外经》《海内经》有秦汉时增入的部分,如长沙、象郡、诸暨、零陵、桂阳等地名都不是秦汉前定的;《大荒经》以下5篇,还有郭璞注此书时把桑钦《水经》增入部分。《山海经》中有些事迹是后人的,只能说是后人在文字整理过程中,把唐虞后的事情加了进去。但即便加进一定容量的新内容,也并不表明这本书是唐虞之后的,《山海经》依然是老书,只不过是老书在新时期的修订本。

《山海经》中记述的许多地名至今已不可考,除了地名本身的变迁外,也与《山海经》编辑对地理事物的描述模糊不清并带有神话传说色彩有关。虽然《山海经》最后成书约在战国,但书中不少篇章成书早得多,基本记述的是周朝以前或更早至原始部落时代,限于当时的生产力、交通技术水准等因素,人们对大范围地理事物的认识多半不能亲自考察,只能道听途说,有的则完全凭想象,加上当时的人对神灵崇拜的迷信色彩很浓,书中记述的内容在今天看来就难免荒诞不经了。

《山海经》一书中记述的一部分地名直至今天仍然在沿用,而且位置基本准确,这就给后人确定记述的大致地理范围提供了线索,而并不是完全无解或想怎么说明就怎么说明。现存《山海经》18篇编辑不一,记述又多是相同内容,难免有重复甚至抄袭的,而这些重复的内容也为后人进行相互印证提供了便利。因此,只要看《山海经》原文,就能确定书所记述的基本地理范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,主要记述中国范围内的地理事物和状况,在此基础上也涉及周边地理情况。

《山海经》不是个人完成的,是大禹和助手们的集体创作。他们采集破碎意象,按东南西北及山河方位加以重组。但这本书没交好运,被认为是“荒诞不经”之书。连将上古史推至炎黄的司马迁都说:“至《禹本纪》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,余不敢言之也。”约百年后,刘向、刘歆父子奉命校勘整理经传诸子诗赋,才将此书公之于众。

《山海经》不只是世界的碎片化叙事,更展示出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,好奇、天真、对异象和奇迹深信不疑。但是,这只是被美化了的想象性场景。经过历次大规模焚书,先秦神话早已灰飞烟灭,只有这部奇书被西汉儒生意外发现,在增删和篡改之后,超越自身命运而重返人间,成为唯一能跟儒家典籍并置的“异端邪说”。

时间的尘土覆盖了人类的记忆,以致后人无法重返那个天真明澈的时代,所能做的唯一事,就是打开这个满载不明事物的箱笼,越过稀疏的语义,去寻找神话与神启的线索。

《山海经》中有个举足轻重的人物,或者说是第一号天神,名叫帝俊。徐旭生说:“帝俊这个人物在《山海经》里可以说是第一显赫的了。”金荣权在《帝俊及其神系考略》一文指出:“帝俊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是一个谜一般的神性人物,他的事迹既不为正史所载,也不为诸子所传,只见于《山海经》之中,尤其集中反映在《大荒》《海内》两经之中。究其神系渊源与脉略,显不属于炎帝世系,也不隶属于黄帝世系,是与炎、黄两大神系并存的第三神系。”

 

 

 

八、连载(七十三):董事冯总所著《襁褓里的中国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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