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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连载(三 十):董事冯总所著《襁褓里的中国》  
发布时间 2019-02-20

 

连载(三 十):董事冯总所著《襁褓里的中国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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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2 20   125— 127

 

13.一家一半:退还中国的仰韶彩陶丢失

 

2012年2月,我第一次参观渑池县的仰韶学问博物馆。这个博物馆的门面说得过去,有一种墨守成规的大气,博物馆的整体建筑风格比较厚重。进去之后看看展品,看得出来,筹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下了番功夫,力所能及地搜集了所能搞得到的东西。

博物馆里有一批现代制作的泥塑,史前人类生活场景被还原得栩栩如生,遗憾的是,博物馆展出的陶器,除了新中国成立后两次大规模发掘的以外,没有一件与安特生有关。当年,安特生在仰韶村也没有发掘到完整的陶器,估计只采集了少量陶片。

展览馆展厅里的展品并不太吸引我。原因很简单,因为没有什么展品算得上是精美的。不仅如此,几乎所有的陶器都经过大修大补,修补痕迹相当明显,裂缝处或接口处涂抹着白胶。

即便摆在最显眼的玻璃橱窗里的尖口瓶,也被白胶裹了几道,就像个重伤员,身上缠了几道醒目的绷带。毕竟是六七千年前的东西,对它们不能提出更高要求。但即便明白这点,仍然很难提起精神。

转了会儿,一幅彩照吸引了我。画面上是一堆精美彩陶,摆放的密密匝匝,个头都不小,颇有“现代气息”,挺“前卫”的。令人无法相信,仰韶学问居然有这么出彩的东西?

我凑近看图片说明,凉了半截。闹了半天,这些体型硕大、图案简洁的彩陶,不在北京或郑州的博物馆里,属于瑞典东方博物馆,是人家的。我没说话,扭脸看看身旁的渑池县学问局长方丰章。

方丰章一眼看出我的心思,轻叹一声:瑞典东方博物馆又叫远东古物博物馆,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。实话说,大家这个渑池县仰韶学问博物馆里没有吸引人的展品。没办法。仰韶学问那些拿得出手的好东西,很多在人家那儿放着呢。”

我问:“瑞典东方博物馆里都有些什么?”

方丰章微摇头:“这我就说不来了。安特生在甘肃、青海一带连挖带买的,到底弄走多少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彩陶,我手上没有数据,反正数量不少,而且部分很精美,个头儿也大。”

听了这话,我有些扫兴,听到旁边有人议论:“闹了半天,咱们这儿陈列的是些不起眼的东西,好东西敢情在人家那儿呢。”

我转身说:“方局长,你们就不能去趟瑞典东方博物馆,到了那儿认真拍照,认真量好尺寸,拿回来复制?”

方丰章没说话,只是苦笑。

与我同行的老侯,退休前在中国检察学会,对法律上的事较清楚。他说:“法律层面的事你们不用考虑,仰韶文物本来就是洋人从中国拿走的,中国人复制自己的东西,不管走到哪儿都说得过去。为稳妥起见,你们在展出时标明是展品是复制品,就站得住脚,没有人会挑剔你们。那样一来,咱们这个仰韶博物馆就会提气多了。”

方丰章说:“你们说的不能不说是解决问题的办法,但你们没有考虑到大家的实际状况,工作人员往返瑞典的费用从哪儿出?去斯德哥尔摩复制仰韶学问文物的费用从哪儿出?这可是笔不小的钱呀。学问局每年就那么点办公经费,掏不起这笔钱。”

同行者于锋不由插话说:“小方,你们考虑问题,思路还要再开阔一些。其实,办这种事花不了几个钱,不就是那点差旅费嘛。你们到了瑞典的那个东方博物馆里,把安特生带回去的仰韶陶器的尺寸和样式搞清楚,回来后,可以烧制复制品,摆在仰韶博物馆的专门地点。这边展出,那边销售,只要价格公道,销售应该不成问题。你想想看,在仰韶博物馆出售仰韶文物复制品,意义大不一样,产品可靠性高,肯定受欢迎。用不了多久,那点投资就收回来了。”

方丰章显然受到了启发。

可能有的读者会被闹糊涂,既然仰韶遗址的开发是由中国政府组织的,那么仰韶文物中的精美者怎么在中国反倒没有了呢?怎么会到了瑞典呢?这的确是个曲里拐弯的故事,有必要说说。

中国历史悠久,自古以来,皇室和民间又都有收藏古董的嗜好,因此中国理应存放着不少好东西。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的不完全统计,在全世界的47个国家,200多家博物馆的藏品中,有中国文物164万件,包括个人收藏文物,至少1700万件以上,远远超出中国本土博物馆藏品的总量。这是怎么造成的呢?

第一种途径,鸦片战争后,大清国势衰弱,一次次战败和列强入侵,致使中国文物经历了几次浩劫。列强在战乱中直接掠夺,外国团体或个人非法挖掘、盗窃,低价骗购并贩运文物数以百万计。咸丰十年(1860年),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城,圆明园秘藏传世文物和珍贵的艺术品被洗劫一空。随后,外国探险家和“考古学家”开始以各种名义到新疆、陕西、河南等地发掘文物,甚至到北京收购皇家文物。

第二种途径,从古至今,中日间有着长时期学问交流史,来中国学佛学的日本僧人,回国后就会带走当时知名僧人或艺术家的作品。

第三种途径,大量艺术品包括古代的、现代的,被偷运到国外牟取暴利。中国古董商开辟“洋庄”,中国人也开始有了做中国古董的生意人,中国古董在国际古玩市场的走俏直接导致文物外流。

民国年间没有完整文物法规,对于文物也没有级别上的鉴定和管理,是个乱摊子。为了尽快扭转这种状况,袁世凯要求拿出相关法规。北洋政府于1914年6月14日发布《大总统限制古物出口令》,明确规定:“京外商民如有私售情事,尤应严重取缔”。看似严格,实际上没有分类清晰、惩罚明确的古物保护法可实行。大总统令只是让“内务部会同税务处分别核议,呈候施行,并由税务处拟定限制古物出口章程,饬各海关一体遵照”。遵照大总统令,内务部和税务处紧急磋商。内务部态度强硬,主张古物绝对禁止出口,没二话可说,“并非于古物之中,分别种类,酌定税则,许其出口”,并且“凡为古物,即应扣留,不得专为禁止大批出口,其他珍重古物零星运输者即可无庸过问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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